导读：TD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用新的科学方法论对TD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回顾和分析，能寻找出它的积极向上的因素，也能发现潜在的危机，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寻找对策。 当我提出这一命题时，正像我接受媒体访问时一样，总是马上要问我：那第一次危
TD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用新的科学方法论对TD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回顾和分析，能寻找出它的积极向上的因素，也能发现潜在的危机，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寻找对策。 当我提出这一命题时，正像我接受媒体访问时一样，总是马上要问我：那第一次危机指的是什么？何谓潜在的第二次危机？它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危机转为机遇，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回答的问题。我和我的老搭档李进良教授多次接受我国各大媒体如新浪、搜狐、网易、赛迪、飞象……等举行的网络座谈，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在我不自觉或自觉地介入到3G领域来后，我逐渐发现在通信和显示这两个领域中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所有大系统都遵循的共同的规律，想起过去只作为闲书来读的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混沌论，重新温习了一番，发现这些新的科学方法论对解决大系统的问题有独到之处，很有指导意义， 而且是从更高层次来着眼，而不只是就事论是，能进行科学的分析，看清发展走向，更能预测未来。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用这样一些观点先对TD-SCDMA(以下简称TD)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寻找出它的积极向上的因素，也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寻求对策。 TD的第一次危机 TD是我国1998年提出的在第三代移动通信中的一种制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于1999年得到国际电联的公认，与欧共体的WCDMA及美国的CDMA2000 合称为3G的世界三大标准。自2005年年初开始各方人士就3G上、还是不上？立即上、还是适当的时机再上，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参加这场辩论的有通信技术专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政策专家、媒体专家、还包括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的网民等等。 当时可分为3派：以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为首的所谓“上”派，主张马上要上，否则就落后于时代了； 第二派是以阚凯力教授为首的所谓“取消派”，将3G比作屠龙术，认为毫无用场，直接等待4G的到来；随后是李进良教授为首的所谓“适时派”，3G肯定要上，但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因TD标准相对于其他两种标准虽具有5大突出优势， 但由于我国技术基础差，产业化启动晚，产业链尚有待完成，故一旦条件具备，就应大干快上，运营TD，而且提出使国人豪情满怀而让国外财团惴惴不安的口号：TD要“一统华夏，三分天下”。就在这时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到3G的大辩论，而且成为“适时派”的积极支持者。自此以后与李教授一直在并肩战斗。以致有好事者将参与TD大辩论的人物进行分类，将李教授和我列为“执著型”的TD支持者。这在我的文章《3G大辩论》中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这段时期就是TD所遭遇到的第一次危机。设想一下，如果在当时国家把3G牌照发下去，名义上看似公平，三种制式都可以在国内运营，而事实上由于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虽然TD具有先天的五大优势，但在产业链上由于我们起步较晚，无容讳言，这是落后于其他两种制式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并不公平的，加上国外厂商早就垂涎中国这个大市场，早早地采用一些违规的做法，藉着我们对TD进行试验的同时，以奉送设备建设试验网为名，秘密搭建了82个WCDMA试验网，覆盖地区涉及30多个一级城市，近800个基站，为我国TD试验基站的十几倍，只等牌照一发，即可投入运营。 如果你只试验试验？建这么多干吗？其目的不言自明。后被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识破，紧急向中央反映、呼吁，于是国家主管部门明令拆除这些非法网站，而且在中央电视台上还公布过。试想一想，如果 在30多个一级城市“跑马圈地”实现了这种WCDMA制式，CDMA2000还会坐着不管，不会趁势入侵，来抢占中国市场吗？纵使TD“天生丽质”，在这种两面夹击形势下不是“胎死腹中”也将被“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TD的第一次危机。确实是险象丛生！ 通过这一年有余的大辩论，已起到积极的效果。有些问题得到澄清，并引起各方的重视。终于3G牌照没有发，国内的科技人员，埋头于TD产业链的形成，而理论界也在埋头地研究TD的发展战略和策略。 2006年2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产业经济年会，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 主办，TD产业联盟协办，中国计算机报社承办。以“TD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为主题，本次大会对TD问题进行了一些战略和策略方面的考虑。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论点。现不妨摘录几条可作为警示或参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旭东认为TD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光是经济的意义，从长远来讲如果我们在自主创新上面不能有大的突破，我们国家有可能向南美洲靠拢，甚至连非洲也不如。 现代经济学中有一种“后来者劣势理论”， 主要观点是“即使我国企业在核心技术开发上取得了突破，同跨国公司相比也往往更不容易被市场接受”。 北京邮电学院教授李极冰提出要 “建立TD战略价值评估体系，对TD经济价值进行科学整体评估，防止在TD发展过程中以战术体系评估战略体系的价值，以传统的运营价值体系评估TD全球战略价值，从而避免决策失误。” 在扁平化世界当中，国与国的竞争，表现为彼此之间战略创新能力竞争。对世界著名的十大公司在过去五年当中发现一个新的趋势，即无形资产对技术标准的研发投入和对有形资产投入是20 ：1的关系，这个数字大大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指出，如果现在放开3G市场，只会让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国内电信企业因此失去主动权和生存的机会，是非常有害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邓寿鹏透露按照各个运营商所预测的数据，中国3G启动后前六年的总体投入将会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年投入接近1000亿。 3个月后，2006年5月23日 由中国信息产业商会和TD产业联盟共同举办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论坛有很多手机制造商、测试公司、电信运营商、金融界代表、政府部门等TD产业链各个环节参加。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许勤司长在会上表示，这次高峰论坛是在重要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相信能引导并促进TD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TD正在快速地向商业化迈进，已经成为3G中不可忽视、日益壮大的重要力量。我国将坚持走自主创新和国外高科技共同发展的道路。 时至今日，己在我国10个城市建立了15000个TD基站。正在进行测试和优化。15000个基站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容量足可以供给几千万用户作3G通信的要求，即不仅能通话，而且能满足数据传输、上网、看电视、视频通话、视频会议、地图查寻、大型游戏的需求。国内外厂商研发推出的TD手机终端已经100款。 经多方和多地测试都认为通讯质量良好，网络可以提供商用。 2008年4月1日，中国移动将TD手机同时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深圳、厦门和秦皇岛等8个城市同步放号6万部TD手机，推进TD的社会化业务测试和试商用工作。为即将到来的2008北京奥运会提供服务做准备工作。 TD的第二次危机 照理说这应是“形势一片大好”，何来什么第二次危机？上面仅是正面的一些报导，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离奥运也就只有一百多天，手机仍处于试商用阶段，且发放的数量有限，从网上的一些文章及网民意见，一些民间传闻，负面的消息也不少，并且广为流传。 例如在网络建设不到一半，撇开建设方单独进行测试，向上面打报告说呼通率只有40%，并大势宣扬TD这也不行，那也不好。甚至说遇到了“比较致命”的问题，涉及基础原理，并提交给TD制式的首创学者李世鹤那里去了。到李世鹤那里询问，他说根本就不知有此事。等网络建设完成试验结束后，其实并没有所说的致命问题，而且一些网络建设过程发现的工程问题大都己经解决了。譬如说智能天线，大而笨重，引起市民担心辐射量大，破坏环保，而遭致反对。后来智能天线通过光纤拉远型宏基站，用光纤代替电缆进行了瘦身，能有效避免采用智能天线带来的线缆多、损耗大、距离短、成本高的缺陷，为站址选择、工程施工、灵活组网带来极大便利。可以有效减少复杂网络部署环境的施工困难，还能有效降低运营商的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经过改进后的智能天线施工与一般天线差不了多少，而且其辐射量不但不大，甚至比小灵通天线的辐射量还少。 当然还涉及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决非空穴来风，以至商务周刊发出了一篇长文叫“TD会安乐死吗？” “我为TD哭泣！”，有的甚至发出“救救TD！”的呼吁。这不是什么杞人忧天，各有各的理由，至少是具有“李进良式”忧思的人物所表达的一种心声。 2007年末，李教授和我根据中国移动2007年12月17日发布的公告，TD终端采购招标已经开始，首期4万部终端，含3万TD手机和1万部TD数据卡作为业务应用测试。据招标部门安排，评标结果要到2008年2月才能出来。按此推算，交货恐怕得到3、4月份，业务应用测试可能在5、6月份。如果要待业务应用测试之后，到7月才进行第二期终端招标，8月8日北京奥运就开幕了，届时用什么手机给奥运服务呢？ 最近传说中二期招标订购TD手机为30万部，我们认为太少，这点手机分到6个奥运城市，平均每个城市也就5万部，而奥运公众门票却有700万张。 对比一下原先TD技术论坛秘书长说的将招标200万部TD手机的预测少了何止一点，加上又有运营商要大改组的消息，重组后基本按照新移动拿TD、新电信发展CDMA2000、新联通?网通 布网WCDMA。尚有人在说“只用TD一张网根本不现实”。 这样一些曾批驳过的论点又卷土重来。于是在TD的发展进程中又到了一个分歧点上，稍有不慎，即将导致第二次危机，结果难以想象。手机潜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