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化还在深化当中，而开发区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载体，甚至于对北京而言，中关村的经济总量已是全市“五分天下有其二”，也是继美国硅谷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开发区。但今年中国和全
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化还在深化当中，而开发区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载体，甚至于对北京而言，中关村的经济总量已是全市“五分天下有其二”，也是继美国硅谷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开发区。但今年中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可以用“最严峻、最困难”来形容，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开始呈现，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工业投资增加值在下降，企业家的信心也有所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的开发区怎么办？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潜力在哪里？2月27日，“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开发区评选”的部分评委走进中关村，与中关村有关部门领导和NGO负责人就“开发区未来发展潜力”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新形势下的开发区应对之策
新形势下的开发区应对之策
盖玉云：经济危机对中关村的影响，从软件行业来说，体现在增速下滑，但与制造业相比下滑还是不大的，有的企业，比如说家博科技，去年1到11月增长了37%，但到11月、12月份稍微降下来了，2月份停滞了，真正的经济形势可能在3月份之后才能看出来。我们园区有两万两千家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也是跟软件行业一样，有好有坏，最典型的就是联想，联想在大裁员，我觉得这个时候，每个企业确实有每个企业的特点，但我建议企业宁可减薪也不要裁员。有些企业影响可能小点儿，像海龙，好的时候租金多高，现在也要降下来，与宏观经济相关度是很大的。
陈秀山：当前形势下，开发区面临的问题出在外向型产业上，特别是对欧美出口的这些企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当然，这种冲击结合我国的产业振兴、经济振兴的规划也可以变成一种机遇。我们能否出台一些振兴政策，以利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或者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园区应对国际的金融风暴？第二方面是产业的调整，结合国家对各个产业提出的振兴计划，一些优惠政策，能够在开发区的空间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升级换代的过程。第三个，要恢复或者加大对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力度。
金融危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对开发区的地位作用重新审视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重新提升、重新塑造的过程，应该加大发展力度。前几年我们感觉到开发区的作用似乎在下降，在淡化。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级的如中关村、国贸等，一般的开发区政策相应在递减。这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在今天的背景下，我觉得有些优惠政策可以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短期的优惠政策。总之，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不仅包括产业政策，而且应该从空间上、区域上出台一些政策，从空间区域上来说开发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周汉华：面对金融海啸，我觉得开发区应该区分短期方式和长期方式来对待。短期是需求下降的问题，可以通过刺激内需，甚至包括给园区主体特殊的优惠政策等方式渡过难关。从长期来说只能是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科技靠制度的提升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我觉得在特殊的严峻的形势下，园区负担着更大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任务。
蒲宇飞：我不赞成普遍意义上的优惠政策，现在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怎么升级的问题，第二个是怎么转型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怎么转移的问题。转移是地理意义上的转移，转型是一个一、二、三产业这样一个意义上的转型，升级是在一个产业内部提高技术含量，提高层次，把这几方面结合好，我想对于我们园区自身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机遇。
朱希铎：现在开发区最缺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缺的是服务和推动。开发区今后干什么，我觉得一个要在服务上做文章，另一个要在推动上做文章。服务上做的文章就是现在向谁服务，服务什么？用谁服务？什么服务机制？我觉得“服务”这个词现在在各种开发区包括我们中关村园区都面临一个挑战。推动，我体会的是政府在这里干什么，比如说二十年前开发区主要是政府起作用，政府主要是靠政策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大家进到园区里来，大家在这儿可以开业、可以做事。现在政府推动什么？靠什么来推动？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
梅新育：我想对于我们的高新技术密集的开发区来说，这段时间可能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熬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机会也许就来临了，这个机会当然就是生产转移。
这种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企业创造了海外收购的机遇。而这种并购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技术，以这样一种强者的姿态收购，才能够把被并购者的好东西引过来。
“两新”组织与开发区制度创新
蒲宇飞：现在对开发区来讲，对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第一是机遇，第二是信心，第三是判断。在这个形势之下，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支点？新型组织、包括民营经济可能是下一步率先走出危机的支点。
盖玉云：我们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所以我们才有了民营企业。中关村新型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政府建立沟通渠道，既为企业服务，同时又代表这些企业跟专家们交流。有三种组织，第一是企业，是盈利性的组织；第二是政府，掌控公共资源、公共政策的组织；第三是非盈利的组织，行业、协会。我们的作用在于把公共资源怎么样分配好，实际上是政府的职能转换。
杨建平：制度创新和推动制度创新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生产力。开发区的发展、成形和现在的成绩就是因为有了制度创新，同时推动别人的制度创新。将来的潜力也还是围绕制度创新。
再说“两新”组织，在我们不动产商会是写字楼商会，中关村最初搞的建设是一批写字楼，所以我们商会初期的目的是帮助会员单位最快地完成建设，找到投资人、入住人。现在我们商会转变了服务方向，保证已经建成的楼里的客户入住，保证这个楼里有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入住，保证这些人的生活环境、研究环境。
陈栋生：我认为中关村的管委会，首先是对接国家振兴经济的十一个产业规划的一个窗口。现在，十个是工业的，一个是现代物流的；第二，为了应对危机，特别强调政府对中国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采取采购、订购制度，包括承担首次使用这个产品的风险；再就是投资引导资金，还有知识产权，还有代办股权转让，这样解决创新企业的要素来源问题。
鲁瑞清：行业组织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离不开行业组织，没有行业组织根本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转移和行业组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推动它的发展，行业协会没成立的可以先成立起来，成立起来了市场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政府怎么培育行业组织，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中关村管委会已经走出一条路了。中关村的行业组织，真正是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市场基础上运转起来的。
蒲宇飞：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共识：在民营企业的拉动下，通过宏观结构调整激发微观企业活力，进而实现内需的扩张扩大。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如果我们的NGO、NPO真的能够面对这样的机会，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的话，那么对民营的促进，对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内需的扩大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开发区未来前景和发展定位
武廷海：在当前的形势下，开发区的发展可能包括二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量的增长，要保增长；另外一方面是质的提高，怎么通过转型来引导城市的结构，区域的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这个要跟国家大的土地利用政策，以及城市建设方针衔接起来。
周汉华：我对关于开发区前景和定位有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对开发区的定位要准确，我同意陈栋生老师的观点，现在开发园区特别多，趋同化使制度失去活力。所以我觉得对开发区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这个准确就是说不同类型的一定要体现不同的特点。要严格界定，比如综合改革实验区就要实现体制创新，要有自己的特点。区别之后应该体现其多样性，因地制宜。
第二，开发园区要精，如果没有退出机制只往里进就搞成了保护落后的机制，没有竞争的压力。所以说高新技术发展其实要精，选择那些真正有实力、有希望，能够在自主创新道路上再往前走一步的开发区，塑造精品，然后再广泛地跟进。
第三，现在到了加强立法和规范的阶段。开发区园区怎么保持持久的推动力呢？纳入法制的轨道就是持久的推动力。
第四，要理顺管理的体制和机制。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开发区园区的走向其实就是一个“两新”的组织或者整个的组织创新怎么更往前推。我觉得应该在《中关村条例》上再往前推进。
魏谷：开发区园区的二次创业以及提出“五个转变”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我有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从注重产业转移到注重产业创新的转变；第二，从单纯注重产业开发到注重社区完善的转变，第三；从外资主导的文化体系到本土创新文化体系的转变。
梅新育：我想未来开发区从总体上来说，主要体现在通过某种产业集聚，发挥这种产业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益，取得比一般区域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不是靠特殊的政策。特殊政策仅仅使财富在不同区域之间转移，却不能够形成更高的产出。当然特殊的区域需要特殊的政策，我想未来在海关特殊监管的地方还可以保留比较多的特殊政策。
朱新铎：开发区未来前景定位，我同意梅博士的观点，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定位，就是关于创新要素集聚以及技术成果向产业化转移。
陈栋生：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制造”，而“中国制造”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自己掌握技术和品牌的，没有自己的自主形态，这是实体经济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高新区应该按中央前几年的定位，充分发挥四个作用。一个就是促进技术进步，成为增长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第二，带动区域城市发展，特别是成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第三，要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服务平台；第四，应该成为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如果充分发挥这几点，对于我们应对经济危机有重要的作用。
陈秀山：开发区问题在现在国内外经济背景下，已经初步显现出来。现在，宏观经济问题掩盖了区域经济问题，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宏观经济上，金融、财政、产业，但是对区域、空间问题现在似乎往后靠了。其实开发区问题还是个区域问题、空间问题，所以中国经济保增长也好，振兴也好，走出困境也好，开发区应该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关于开发区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个，我觉得开发区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区，它是区域创新的发源地；第二，开发区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是区域增长的发动机；第三，开发区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先行示范区。
武廷海：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开发区，其实也有投入、产出、交换、消费。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把社区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整个开发区的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生产的概念。
盖玉云：我用三句话总结一下。第一句话，开发区也好，科技园区也好，这是中国最有潜力的，最有活力的区域；第二句话，这个区域的发展，具有国家政策的引领作用。不仅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比如组织形态、文化领域、自主创新等领域，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我建议，开发区潜力的评估指标的重要一项就是自主创新，这个我确实深有感触。第三句话，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当说机遇更多一些，新的机遇正在产生，从历史上看，危机往往带来新的机遇，新的机遇必有新的蜕变。
陈秀山：当前形势下，开发区面临的问题出在外向型产业上，特别是对欧美出口的这些企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当然，这种冲击结合我国的产业振兴、经济振兴的规划也可以变成一种机遇。我们能否出台一些振兴政策，以利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或者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园区应对国际的金融风暴？第二方面是产业的调整，结合国家对各个产业提出的振兴计划，一些优惠政策，能够在开发区的空间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利用这个机会完成升级换代的过程。第三个，要恢复或者加大对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力度。
金融危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对开发区的地位作用重新审视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重新提升、重新塑造的过程，应该加大发展力度。前几年我们感觉到开发区的作用似乎在下降，在淡化。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级的如中关村、国贸等，一般的开发区政策相应在递减。这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在今天的背景下，我觉得有些优惠政策可以继续保持，甚至可以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短期的优惠政策。总之，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不仅包括产业政策，而且应该从空间上、区域上出台一些政策，从空间区域上来说开发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周汉华：面对金融海啸，我觉得开发区应该区分短期方式和长期方式来对待。短期是需求下降的问题，可以通过刺激内需，甚至包括给园区主体特殊的优惠政策等方式渡过难关。从长期来说只能是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科技靠制度的提升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我觉得在特殊的严峻的形势下，园区负担着更大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任务。
蒲宇飞：我不赞成普遍意义上的优惠政策，现在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怎么升级的问题，第二个是怎么转型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怎么转移的问题。转移是地理意义上的转移，转型是一个一、二、三产业这样一个意义上的转型，升级是在一个产业内部提高技术含量，提高层次，把这几方面结合好，我想对于我们园区自身的发展来讲，也是一个机遇。
朱希铎：现在开发区最缺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缺的是服务和推动。开发区今后干什么，我觉得一个要在服务上做文章，另一个要在推动上做文章。服务上做的文章就是现在向谁服务，服务什么？用谁服务？什么服务机制？我觉得“服务”这个词现在在各种开发区包括我们中关村园区都面临一个挑战。推动，我体会的是政府在这里干什么，比如说二十年前开发区主要是政府起作用，政府主要是靠政策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大家进到园区里来，大家在这儿可以开业、可以做事。现在政府推动什么？靠什么来推动？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
梅新育：我想对于我们的高新技术密集的开发区来说，这段时间可能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熬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机会也许就来临了，这个机会当然就是生产转移。
这种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企业创造了海外收购的机遇。而这种并购的前提是我们已经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技术，以这样一种强者的姿态收购，才能够把被并购者的好东西引过来。
“两新”组织与开发区制度创新
蒲宇飞：现在对开发区来讲，对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第一是机遇，第二是信心，第三是判断。在这个形势之下，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支点？新型组织、包括民营经济可能是下一步率先走出危机的支点。
盖玉云：我们真正的创新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所以我们才有了民营企业。中关村新型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政府建立沟通渠道，既为企业服务，同时又代表这些企业跟专家们交流。有三种组织，第一是企业，是盈利性的组织；第二是政府，掌控公共资源、公共政策的组织；第三是非盈利的组织，行业、协会。我们的作用在于把公共资源怎么样分配好，实际上是政府的职能转换。
杨建平：制度创新和推动制度创新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生产力。开发区的发展、成形和现在的成绩就是因为有了制度创新，同时推动别人的制度创新。将来的潜力也还是围绕制度创新。
再说“两新”组织，在我们不动产商会是写字楼商会，中关村最初搞的建设是一批写字楼，所以我们商会初期的目的是帮助会员单位最快地完成建设，找到投资人、入住人。现在我们商会转变了服务方向，保证已经建成的楼里的客户入住，保证这个楼里有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入住，保证这些人的生活环境、研究环境。
陈栋生：我认为中关村的管委会，首先是对接国家振兴经济的十一个产业规划的一个窗口。现在，十个是工业的，一个是现代物流的；第二，为了应对危机，特别强调政府对中国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采取采购、订购制度，包括承担首次使用这个产品的风险；再就是投资引导资金，还有知识产权，还有代办股权转让，这样解决创新企业的要素来源问题。
鲁瑞清：行业组织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离不开行业组织，没有行业组织根本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转移和行业组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推动它的发展，行业协会没成立的可以先成立起来，成立起来了市场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政府怎么培育行业组织，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讲，中关村管委会已经走出一条路了。中关村的行业组织，真正是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在市场基础上运转起来的。
蒲宇飞：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共识：在民营企业的拉动下，通过宏观结构调整激发微观企业活力，进而实现内需的扩张扩大。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如果我们的NGO、NPO真的能够面对这样的机会，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的话，那么对民营的促进，对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内需的扩大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开发区未来前景和发展定位
武廷海：在当前的形势下，开发区的发展可能包括二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量的增长，要保增长；另外一方面是质的提高，怎么通过转型来引导城市的结构，区域的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这个要跟国家大的土地利用政策，以及城市建设方针衔接起来。
周汉华：我对关于开发区前景和定位有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对开发区的定位要准确，我同意陈栋生老师的观点，现在开发园区特别多，趋同化使制度失去活力。所以我觉得对开发区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这个准确就是说不同类型的一定要体现不同的特点。要严格界定，比如综合改革实验区就要实现体制创新，要有自己的特点。区别之后应该体现其多样性，因地制宜。
第二，开发园区要精，如果没有退出机制只往里进就搞成了保护落后的机制，没有竞争的压力。所以说高新技术发展其实要精，选择那些真正有实力、有希望，能够在自主创新道路上再往前走一步的开发区，塑造精品，然后再广泛地跟进。
第三，现在到了加强立法和规范的阶段。开发区园区怎么保持持久的推动力呢？纳入法制的轨道就是持久的推动力。
第四，要理顺管理的体制和机制。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开发区园区的走向其实就是一个“两新”的组织或者整个的组织创新怎么更往前推。我觉得应该在《中关村条例》上再往前推进。
魏谷：开发区园区的二次创业以及提出“五个转变”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我有三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从注重产业转移到注重产业创新的转变；第二，从单纯注重产业开发到注重社区完善的转变，第三；从外资主导的文化体系到本土创新文化体系的转变。
梅新育：我想未来开发区从总体上来说，主要体现在通过某种产业集聚，发挥这种产业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益，取得比一般区域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不是靠特殊的政策。特殊政策仅仅使财富在不同区域之间转移，却不能够形成更高的产出。当然特殊的区域需要特殊的政策，我想未来在海关特殊监管的地方还可以保留比较多的特殊政策。
朱新铎：开发区未来前景定位，我同意梅博士的观点，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关键的定位，就是关于创新要素集聚以及技术成果向产业化转移。
陈栋生：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制造”，而“中国制造”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自己掌握技术和品牌的，没有自己的自主形态，这是实体经济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高新区应该按中央前几年的定位，充分发挥四个作用。一个就是促进技术进步，成为增长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第二，带动区域城市发展，特别是成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第三，要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服务平台；第四，应该成为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如果充分发挥这几点，对于我们应对经济危机有重要的作用。
陈秀山：开发区问题在现在国内外经济背景下，已经初步显现出来。现在，宏观经济问题掩盖了区域经济问题，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宏观经济上，金融、财政、产业，但是对区域、空间问题现在似乎往后靠了。其实开发区问题还是个区域问题、空间问题，所以中国经济保增长也好，振兴也好，走出困境也好，开发区应该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关于开发区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个，我觉得开发区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区，它是区域创新的发源地；第二，开发区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是区域增长的发动机；第三，开发区是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先行示范区。
武廷海：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开发区，其实也有投入、产出、交换、消费。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把社区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整个开发区的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生产的概念。
盖玉云：我用三句话总结一下。第一句话，开发区也好，科技园区也好，这是中国最有潜力的，最有活力的区域；第二句话，这个区域的发展，具有国家政策的引领作用。不仅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比如组织形态、文化领域、自主创新等领域，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我建议，开发区潜力的评估指标的重要一项就是自主创新，这个我确实深有感触。第三句话，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应当说机遇更多一些，新的机遇正在产生，从历史上看，危机往往带来新的机遇，新的机遇必有新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