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以解决深层的体制问题为前提，中国电信业的重组不但具有迫切性，而且会带来中国电信业革命式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万木萧瑟一挂红”一样，冬日里的红果正在预示希望。 在200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盘点2006年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有
以解决深层的体制问题为前提，中国电信业的重组不但具有迫切性，而且会带来中国电信业革命式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万木萧瑟一挂红”一样，冬日里的红果正在预示希望。在2006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盘点2006年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有一些人或许首先要说：王建宙领导下的中国移动，正在创造中国电信发展史上的许多奇迹：市场份额最大、市值最高、新业务最多、新服务最全、竞争性最高、成长性最好、团队优势最显著、技术等级提速最快、国际形象最优等。
当然，换一种思维，还有人会说中国移动同样也创造了许多第一，包括：垄断性最强、霸王条款最多、服务态度最差、对产业链下端客户最蛮横、新业务最模糊、市值前景最莫名其妙等。
客观看待电信业的今天
今天，有些人的思维仍抱有习惯性的成见或定式，你越坏越差，同情和声援的就越多；你越好，鄙视和攻击的声音就越强。我们大家也许都记得，在汉城世界杯足球赛上，当韩国队势如破竹地冲进四强的时候，中国的许多媒体和个人都在大肆宣扬裁判的偏护、比赛不公、黑幕等，并认为：中国在第一轮被淘汰，韩国你就不该这么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2006年的世界杯上，当代表亚洲的澳大利亚在世界杯上独领风骚之时，同样遭到一批人不可思议的“羞辱”。
对好的事物贬低，以及对坏的事情包容，其实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建立和谐社会、对发扬中国优秀文化、对树立中国形象的最大障碍和阻力。
同样，对待成就，许多人同样采取物极必反的方式。中国男足冲出亚洲，国人会盲目叫嚣下一个目标就是世界杯四强、八强；中国女足获得美国世界杯亚军（最终是点球上落败），于是“铿镪玫瑰、女足英雄、国人骄傲、中国精神”等赞誉之词瞬间集于女足，竟没有人、没有媒体去认真思考女足为什么会输、输在何处。即便评论输球的文章，也只是惋惜地说：“美国是东道主，点球大战中国女足压力大，我们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运气差那么一点点。”但此后，女足每况愈下，所有的声音都悄然而止了。
在我们家楼下的花园里，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它绿的最晚，让人觉得它在面积有限的花园里实在多余；夏天，花草茂盛，翠叶夺灿的时候，每逢下雨，它的叶子都会最先被雨滴击打落地，让人觉得它是经不得风、抗不得雨、毫无性情性格的残枝败木；秋天，大多的树木开始落叶，而它开始结出一颗颗红色的小果，在秋风的洗礼下，冬日的凄凉充满花园之时，小红果会变得越来越红，红得晶莹剔透可谓是“万木萧瑟一挂红”。我注意它已经很久，但只是在今天散步时才引发浮想。
许多的事，包括我们对中国电信业的理解、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对富国强民的理解，我们有时是不是也如对待上面提及的那棵不招人待及的小树一样呢？
耀眼“创新”与遭受非议并存的2006年
如果对2006年中国电信业的发展给予更具体的评价，我认为这一年是中国通信行业的创新和“走出去”之年，也是中国通信行业遭受非议最多的一年。客观地说，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华为、中兴并驾齐驱，完成了由“卖产品”到组建跨国企业“质”的突破。有人会说，华为、中兴的成就是靠政府的巨大支持实现的，但此话仅仅说对了一半，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走出去”只能是空话，但如果没有华为、中兴在技术整合、人才投入、与国际规则的融合、与海外封杀的博弈，政府即便给予再大的投入也是没用的。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2006年是国际通信行业并购之年，跨国电信公司的重组和并购，在公司规模、市场份额、技术覆盖、国际标准数量、资本实力、政治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对华为、中兴构成实质性的打压。在这个背景下，两家公司的出口额仍能快速递增，并通过优化管理流程有效地阻止了利润下滑的，足以给中国公司靠创新和“走出去”实现发展带来更多的信心。
同样精彩的事情来自于TD－SCDMA，这是一朵迟开的鲜花。对待TD－SCDMA，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评价方式来自于技术的最优、资本的最优、产品的最优，没有这“三优”，TD－SCDMA进入市场会必死无疑。但2006年我们庆幸地发现管理层、决策层冲破了这种传统的紧箍咒，实现了在舆论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手段，在现代竞争性市场体系下，以“先推出”、“先进入”、“先发展”、“先与市场攀亲”的有效手段，在市场的发展中，逐步完善TD－SCDMA在技术上、应用上、系统上的缺陷，这种把研发成本分解于市场的方式，创出了中国电信业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新模式。
在电信运营市场上，看似风平浪静，但六家运营商都在对自身的发展和战略实施新的定位。固网运营商对宽带、对未来融合市场的全新理解，对三网融合的渴求，对电信运营商与业务提供商之间的互补关系的调整，以及对风险与希望并存的IPTV业务的尝试，均体现出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开始从做“表面文章”向“做功课文章”的转变。铁通、卫通虽然都是“小弟”级的公司，但在这一年的调整中，正逐步形成“小业务、大市场；小服务、高收益；专业化市场、局部垄断；差异化服务，领域性突进”的战略发展模式的转型，而运营商的全新定位，必将使2007年的电信融合创造出全新的市场价值。
但是，改革和发展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对电信业的“批判”甚至多于对电信业发展的“解析”。
对批判和解析，我并不想评述，我只想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即：创新式发展与革命式发展的关系。
许多人认为2006－2007年应该是中国电信业革命式发展的时期，这种思维如果放在1949年或1976－1978年间，也许是对的，因为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国的电信业尚无“体系”和“市场价值”可言，革命式的改革所面临的成本很低，利润却可能很高。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凯恩斯之所以被评价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根本原因在于他所提出的所有社会经济推进方案都是以降低社会成本为前提的。中国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也已到了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改革成本的时候了。
有一些与改革不是很搭调的例子，但回顾一下总是有意义的。
在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是英雄好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是落地豪杰；“均贫富、等贵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一篇《中国历史上14次人口灭杀》的文章中看到：“秦末农民起义期间，即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这或许是陈胜、吴广藏神贴于鱼腹，揭竿而起，打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最大代价，而此后形成的汉王朝，对“均贫富”并无改善。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从“均贫富”演变为“分不均”。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到1911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3．4亿人。
充满希望的2007年
历史绝对是今天的镜子。
我们试想一下，因为“中国移动太垄断了，明天就把它分拆”，中国的电信业竞争性市场就会形成了吗？这无非是损失了大量国有资本、丢弃掉大量优势市场、分解掉一批已成规模的业务体系、衍生出一些“诸侯”新贵，中国的电信市场就真得能变好了吗？
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解决，电信公司首长的“官本位”以及对“官本位”具有紧箍咒能量的国有企业管理机制、用人机制、考评机制等不实现改革和创新，所谓建立竞争性市场只能是永恒的客套话。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而简单地寄托于分拆和重组来实现竞争，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但是，在以解决深层的体制问题为前提下，中国电信业的重组不但具有迫切性，而且会带来中国电信业革命式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解决深层体制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万木萧瑟一挂红”一样，冬日里的红果正在预示希望。例如，三网融合问题，ICT的产业化和操作方案，电信产业向通信信信化的转型，电信业的跨行业融合，3G带来的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链重组等，均会使2007年的中国电信业、中国的通信信息化变得更加夺目，更为精彩。
我相信明天，我寄希望于明天，但我们先要割掉阻碍我们走向明天的那条毛融融看似漂亮的“大尾巴”——那些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为了阻碍改革而不断为既得利益及相关的体制保护伞昂出的咏叹调，以及在断头台为了最后的幻想而挤出的寻求同情的呻吟。
2007年，是中国通信信息化的创新之年，是新型电信业的融合之年，是电信产业服务创造价值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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