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热”与“故里热”异曲同工古城该何去何从

导读：为发展旅游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定曾陆续兴建了西游记一宫、西游记二宫、封神演义宫、探险乐园、军事游乐园、野城等一批旅游景观和游乐场所，其中的大多数如今经营状况不尽如人意。

如何看待时下的“古城热”？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怎样的结合点？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如何克服“GDP冲动”，使古城保护、开发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9月6日，“中国石家庄·正定古城文化保护论坛”在石家庄市举行。200多位参会官员和学者，对各地古城保护、开发的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研讨。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商业利益，快速推进古城保护开发，针对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专家们疾呼：急不得，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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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热”与“故里热”异曲同工

不久前，正定县宣布将斥巨资恢复古城风貌。近年来，仅河北省就有秦皇岛、邯郸等地先后对山海关古城、广府古城等进行保护性开发。

“在河北省乃至全国，正定古城的保护开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专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波“古城热”，与时下轰轰烈烈的“名人故里热”异曲同工，相伴而生。许多地方政府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某地，曾开发了“天下第一城”等项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副司长高舜礼指出，该项目由于缺乏相应历史文化依据，最终经营艰难而以转型告终。

为发展旅游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定曾陆续兴建了西游记一宫、西游记二宫、封神演义宫、探险乐园、军事游乐园、野城等一批旅游景观和游乐场所，其中的大多数如今经营状况不尽如人意。

“正定曾经开发的那些旅游场所，虽然当时确实起到了吸引游客的效果。但可能不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高舜礼认为，正定旅游业面临转型。

在河北省旅游局原副局长刘筱秋看来，古城的原真性、唯一性以及排他性，正是古城发展旅游业的商业价值所在，也是与其他地方的旅游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丽江、平遥等古城保护开发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无疑使许多地方政府发展当地旅游产业的思路受到了触动。”

记者了解到，将在正定古城保护开发中获益的，并非只有正定一地。随着石家庄市市区北跨滹沱河，紧邻滹沱河北岸的正定同时将被纳入市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指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正定，将使铁路枢纽石家庄的城市品牌含金量大增。“古城不是城市现代化的包袱，而是体现城市文明、展示城市历史、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底蕴的‘最佳媒体’。”他说。

“国外古城保护的主导者多是基金会，而国内这波‘古城热’，与‘名人故里热’一样，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有与会专家说。

“曲江模式”对地方政府官员诱惑巨大？

与会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并不排斥在古城的保护过程中，同时发展旅游业，但他们普遍认为，应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科学发展的结合点。

“目前，大多数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层面。”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指出，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非只是出于文物工作者的个人爱好，更不是因为这是赚钱的品牌和古董，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珍惜我们民族的历史，保护、珍惜人民群众的心理归属和情感需求。

“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丢失了文化遗产，我们就会心无所依，怅然若失，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孙家正说。

此次论坛上，备受争议的“曲江模式”，再次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从2002年起，西安曲江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唐大慈恩寺、唐城墙、唐芙蓉园等六大遗址公园，公共园林面积总计3300多亩。另外，还有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六大文化场馆，以及包括大雁塔北广场、贞观文化广场等在内的系列文化广场等。

何谓“曲江模式”？西安市副市长、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段先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概括说：“曲江主要是依托文化遗产，整合历史资源，通过创意和策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带动其他产业门类发展。”

但一直以来，“重商业开发，轻文脉保护”，却是学界对曲江开发项目最主要的批评。

针对在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建亚洲第一喷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在论坛发言时认为，古城不能建成一个“游乐场”。“我们保护古城不是为了梳妆打扮好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而是为了‘想’的，为了‘凭吊’的。”他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认为，古城保护规划中，要“将历史故事放在前因后果中去认识其价值”，而不能割断其“网络”独立存在。在他看来，所谓古城的存在“网络”，既包括历史的坐标，也包括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我不是文物界的，但是我知道文物界的意见，就是坚决不走曲江的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将“曲江模式”形容为：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

他表示，正定一个县就拥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应凭借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就是“挂文物的‘头’、卖文物的‘肉’”。

有资料显示，2003年，曲江新区的土地为每亩30万元到50万元，到2009年，出让价格为每亩300万元到600万元。在近年全国抑制房价的大背景下，曲江有的楼盘的价格甚至高达每平方米4万至6万元。

“‘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来说，曲江模式’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舒乙坦言，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将是古城保护开发能否走上科学发展之路的关键之一。

古城保护怎样追求收益

舒乙并不反对通过古城保护发展地方经济，但他认为，不可操之过急、急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因此而迷失了古城保护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做古城保护不是不能获益，而是要看追求怎样的收益。”他说。

舒乙以意大利罗马、日本东都为例，这些城市在踏踏实实坚持多年古城保护后，最终从中获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表示，古城的保护在初期以投入为主，收益可能慢慢才能显现，地方政府可能会因此面临巨大的GDP考核压力。

扬州市文物局局长顾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在当前“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为了扬州的古城保护，扬州的GDP排名落后，市委书记、市长每次到省里开会都很难受。扬州的GDP不仅远远落后于苏南的苏州、无锡等城市，就是在扬州、泰州、南通苏中三城中，也是倒数第一。

“在国际上扬州被表扬得最多，但在省里开会，扬州GDP排名压力很大，在一热一冷之间徘徊，领导没有定力，他可能会很彷徨。”顾风说。

有专家分析指出，由于一些地方官员任期较短，急于在任期内有所表现，受难以抑制的“GDP冲动”驱使，在古城的开发中表现得急于求成。

“保护文化遗产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指出，在国际上，早期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最先考虑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效益。政府设立机构，制定法律规章，投入保护资金。开始时阻力很大，但数十年后，人们发现当初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力气大的地方，正是今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是生产力发展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

在古城的保护开发过程中，资金投入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没有资金投入，再好的规划也只能挂在墙上。”张杰认为，在古城的保护开发中，市场有作用，但不能起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市场一主导，往往会出现偏差。”

记者了解到，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古城的保护开发，钱多有钱多的做法，钱少有钱少的干法。对此，刘庆柱归纳为“没有能力办，慢慢再办；不知道怎么办，就暂时不办。”他强调说：“古城保护恰恰需要慢。”

舒乙对此颇为认同。他到日本访问时，对当地的古城保护印象深刻。“当时日本的鉴真庙正准备大修，他们作了一个修复规划，修复时间竟然是100年。”而这样的“慢工细活”，在国外的古城保护中屡见不鲜。

“古城保护，我们国内存在一个误区，希望快一点。光着急不行，这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不是把房子修好了就好。”舒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