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下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4位企业家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台上并排而坐。可在台下众多记者眼里,因为所管理企业的“性质”差异,他们的境遇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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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4位企业家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台上并排而坐。可在台下众多记者眼里,因为所管理企业的“性质”差异,他们的境遇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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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4位企业家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台上并排而坐。可在台下众多记者眼里,因为所管理企业的“性质”差异,他们的境遇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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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首先抛给了坐在最左边的泰富电气集团董事长杨天夫。一名记者向这位民营企业家列举了如今民企面临的诸多困难:融资难、政府扶持力度弱、人力资源匮乏、竞争力相对低下……

  “这么多的困难,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记者最后问道。

  “看来民营企业的这些困难,大家都非常清楚。”杨天夫笑了。

  杨天夫的右侧,坐着同样是民企的三一重工(600031)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文波。与他们两位被问到的问题不同,国企背景的新兴际华集团(601718)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和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旭光,大部分时间都在回答“企业如何做优做强”,或者“是否有意愿前来开设分公司”。

  台上,来自国企和民企的代表各占“半壁江山”;可他们的中间,却像隔着一道天然的“分水岭”。

  13年前的两会上,也曾上演过相似的一幕。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个别条款作了修改,其中包括将非公有制经济列为中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当年3月14日,分别来自国企、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4位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评价说,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平起平坐”了。

  不过,直到13年后的今天,对于“平起平坐”4个字,很多人仍然持不同意见。

  一年前,全国政协委员、盛达集团董事长赵满堂属下的地产公司曾参与竞拍一块北京的住宅用地。结果,因为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不断“不计成本地举牌”,最后成交的价格,足足比他预估的高出30%。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赵满堂连连感慨:“这种状况,民营企业怎么跟他们比?”

  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曾在夹缝中艰难生存。13年前,当宪法终于给出了一个“名分”时,人们期待民营经济能够摆脱束缚高速发展,并且对陈旧的国企机制“起到竞争监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