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咄咄逼人，表态强硬，由此联想到今年美国大选期间各位候选人在涉华问题上肆无忌惮“敲打”中国的言论，可以看出美国朝野对华“战略焦虑症”在加重。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格外冷静，多进行有效、全面的沟通，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上下文”和“所以然”。
“美国世界第一”地位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来首次受到挑战，深深刺激了美国精英的神经，内心焦虑加剧。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咄咄逼人，表态强硬，由此联想到今年美国大选期间各位候选人在涉华问题上肆无忌惮“敲打”中国的言论，可以看出美国朝野对华“战略焦虑症”在加重。
这里固然有美国大选年的特殊原因，每逢选举年中国往往成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的攻击对象，即所谓政治上不用付出代价的“替罪羊”。而从深层次分析，“战略焦虑”来自美国对中国力量逐步接近的“焦躁不安”，来自美国对中国战略走向的错误解读和误判。
美国这种“战略焦虑症”在美苏冷战期间有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接近美国时也冒过头。但如今中美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本就存在较深的疑虑和猜忌，美国这次焦虑症状更加严重，反应更加激烈，恐怕不会仅仅止于候选人为了当选而发表一些过头的言论，还有可能影响新总统步入白宫后的对华政策。
美国的“战略焦虑”现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美国精英层对华产生了空前的纠结感。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模式”彻底破产，美国影响世界的“软实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如日中天、呈不可阻挡之势，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明显，中国的发展道路吸引力增强。美国精英对中国在制度和思想上的影响力上升忧心忡忡，对美国选举选不出优秀领袖人物来领导美国走出困境感到焦虑。
二是“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美国世界第一”地位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来首次受到挑战，深深刺激了美国精英的神经，内心焦虑加剧。
美国朝野对中国经济总量若干年后将超越美国已无争议，没有人会否定这种趋势。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经济增速近30年来接近10%，即便近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期，中国GDP年增长率也在6.5%~7%之间。依此判断，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是正常的推论，不是危言耸听，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实力将全面超越美国。
然而，美国精英从内心里不愿接受将来“中国经济总量第一”的说法，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有可能动摇和挑战美国世界霸权地位更是敏感。美国不是不知道经济总量并非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但“领导权”三字还是特别刺激了美国精英阶层的神经，因为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学会与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中国打交道”，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这显然无助于减轻美国的“战略焦虑”。
三是美国精英们纠结于当前美中关系的“不确定性”，鼓动对华战略从“战略模糊”向“战略清晰”转变。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之激烈前所未有，大选政治的风浪更助推辩论的“极端化”，核心问题是“拿中国怎么办”(HowtodealwithadifferentChina)。“怎么办”大体分为三种意见：1。保持现状，继续冷静观察；2。通过谈判达成“大交易”，即在经济、南海、阿富汗、朝鲜等议题上与中国达成相互交换利益的“交易”；3。强硬打压、围堵，迫使中国遵从美国的全球意图，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稳固。
从美国大选候选人对涉华问题左右摇摆的表态看，三种意见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目前很难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意见。这种摇摆性在中美建交37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或者说“两手政策”上已有充分反映，今后继续摇摆也在意料之中。
美国政治家斯考克罗夫特和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描述是“十分复杂”。希拉里在《艰难抉择》中认为“美中关系正在驶进未知水域”。这种不确定性发生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如何处理，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中已经找不到答案，确实需要中美两国的大智慧。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会见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代表时强调，处理中美关系要有战略思维和历史眼光，不要被“浮云遮眼”，更不要被短期利益所绑架。
无论用什么方式来描述，美国目前对中国发展壮大确实存在“战略焦虑”。处在美国的位置，这种“焦虑”的产生也许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而且，这种现象很可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格外冷静，多进行有效、全面的沟通，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上下文”和“所以然”。美国许多人其实在认真听中国说什么，虽然他们可能有时不一定听得明白、听得清楚。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文明，从来就有战略思维，是在应对各种大国的进程中成长的。因此，我们也需冷静应对美国的“战略焦虑“，通过对话与交流减少疑虑与猜忌，逐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强中美关系抵御风险的能力。
战略焦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