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继2015年“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互联网技术与各行各业发生了深度融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顶层设计上大力倡导“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并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从“互联网+”到“智能+”，反映了技术领域的迭代升级，也表明国家层面在发展方向上的战略升级。
继2015年“互联网+”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互联网技术与各行各业发生了深度融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年，“智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顶层设计上大力倡导“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并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从“互联网+”到“智能+”，反映了技术领域的迭代升级，也表明国家层面在发展方向上的战略升级。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我国一直重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向创新发展要动力，在推动技术与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应用逐渐深入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涉及制造业、农业、金融、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各个行业，而这些部门的情况复杂多样，发展参差不齐，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智能+”，与传统行业的融合过程中势必发生种种碰撞。在体制倡导与有效治理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亟须打通各个环节的制度壁垒。
创新外部制度
从2016年起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等指导意见，其中，对于最新技术应用的战略意义、总体规划、发展阶段、标准体系、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组织实施、国际合作等诸多内容进行了基本部署，具有全局性意义，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基础，有利于调动各方资源，促进技术应用落地。
这些规划性指导意见对于技术应用主体来说，属于外部制度，为各个具体领域的技术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还需要更多制度细则发挥作用，集中表现在效率支持和规则保障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实现以创新为主导的技术应用，需要实施主体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在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倡议加大基础创新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调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加快人才培养，并提出具体的操作性方案。
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更新换代与规章制度的发布出台未必同步，比如，《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的，“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研究，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也就是说，关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相关伦理性、安全性研究需要先行，并密切关注技术发展的动向，以应对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困境，保障技术应用过程有据可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打通内部制度
在技术革新和体制倡导的背景下，如何将特定技术应用到一个个具体的组织中，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内部制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内部制度，这里指的是技术应用主体组织的制度安排。技术进入组织的过程，其实是技术特质与组织角色互动的过程。打通传统结构中的固有安排，有利于组织更好地分享技术红利。
第一，打通制度壁垒。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现代组织制度应运而生，形成了以科层制为主要特征的组织制度架构；而面对信息社会的到来，垂直管理体制、向上负责制、文件管理、标准运作程序等传统运作方式遭到较大冲击，相应的，扁平结构、去中心化等制度形式更加适合技术在组织中的流通。由此，应当在传统“条”“块”的组织结构中，推进组织变革，提升组织弹性，打通制度藩篱，探索一种适合技术嵌入的新模式。
第二，确保规划顺利实施。无论是外源性技术还是自主研发技术，都是由组织中的管理者和执行者落实与操作的，而围绕技术形成的团队与既有权力关系未必重合，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稳定因素。比如原管理者离职导致技术下线，组织决策变化造成技术路线偏离，行政动员结束后形成的技术空壳，等等。那么，需要在组织内部做好短期与长期规划，在制度设计上保障技术实施过程，同时，将推进过程与权力关系、政绩考核等有机结合起来，力争达成持久有效的动员。
第三，保障创新群体利益。新技术在研发与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使前期经过了充分论证，仍然存在失败风险，这是技术革新的必经之路。在组织内部形成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能够对组织发展起到深远作用。即需要在资金上保证比例，在制度上形成保障，不能因噎废食，让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利益群体有底气、有干劲地开拓创新。
创新制度观念
随着技术应用走向深入，在组织中会逐步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由此组织内部将充斥着赞成、反对或者无所谓等多种声音，如何塑造观念合法性，拧成创新理念的一股绳，就需要组织上下的共同努力。
在技术初创阶段，各组织除了要做好技术可行性论证之外，还应注意打造“相信技术未来”的观念制度。技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基本已经获得广泛认同，而具体技术在局部领域中的应用却并不一定如此。在这一阶段，营造关于企业发展方向的凝聚性共识非常重要，通过组织宣讲等方式，将技术理念普及开来；同时，在激励方式、人才培养等制度方面有所倾斜，也将是理念养成的重要配套措施，有利于创新观念深入人心。
在技术攻坚阶段，技术引入或者研发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应用困境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此时价值合法性的动摇对技术发展极其不利，需要借鉴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对可能遇到的挫折甚至失败做好观念制度的准备，比如，对于技术研发规律的认识、创新风险的认知、技术推动发展的认同，等等，塑造关于技术创新历程的科学发展观。
在技术运行阶段，技术应用与组织发展融为一体，应是培养技术思维的重要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曾用八个字阐述互联网思维的精髓：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将这八字理念运用到“互联网+”和“智能+”中，突破既有的观念窠臼，是技术应用切实的观念保障，对未来发展将起到深远影响。
面对信息社会的到来，技术应用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是大势所趋，也是国际竞争态势下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去年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由此，各行各业在与各类新技术的结合与碰撞中，亟须加快推进各个领域外部制度的创新、打通各个部门内部制度的壁垒，积极革新有利于技术应用的观念制度，在制度上保障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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