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要扭转这种局面绝非易事。最要害的问题在于，传统增长惯性强大，存在着明显的“外延式、拼增量”的经济增长方式，且对其治理的效果不佳。这种情况说明，我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必须与不断累积、乱象丛生、质量不高且绕不过去的经济存量的困扰有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转变发展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化解风险、调整结构、优化流程、节能降耗、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增进消费、促进公平、生态环保等等，都有一个实质性的共同点，即如何优化、降解、盘活累积多年、已被视为既成事实的经济存量中的矛盾和问题。从积极的态度出发，目前种种触目惊心的损失、浪费状况刚好反衬出“腾出手来挤压存量”的巨大潜力，今后的工作思路迫切需要将主要注意力从“靠加法、拼增量”转变为“靠减法、解存量”。

　　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创新思路观察，强劲而低效的外延式增长之害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增长、财富增长质量和终极目的评价问题。引入时间因素，从动态化和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一种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最终目的的新财富观：不仅要看我国每年生产物质产品的数量及付出的代价，更要看这些产品中有多少真正处于实际发挥效能的状态，即看有效产品率的高低。在当今国际国内分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不经过市场、流通的检验过程，社会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象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马克思语)：社会财富存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使所有经济环节和领，域趋近于流畅平滑、最为经济合理的有效状态，就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假如缺乏关注存量效能的新财富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仍然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打折扣。

　　如前所述，市场化、竞争性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强大影响力和天然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形式的财富闲置和浪费。而提高所有时点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产品所占比重，最大限度消灭闲置、损失和浪费，是评价流通效率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商贸流通服务业天然具有“双优”的本质和功能，即在时间上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加快节奏，优化经济流程；在空间上消灭无效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作出的最高概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含义。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够理想，经济流程不顺畅，都同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被低估、被轻视有着极大的关系。

　　因此，从国民经济大局和大背景出发，从政策分析和对策分析的角度提出关注存量效能和重视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新财富观，有助于创新政策思路和解决方案，最大限度消灭经济存量中的闲置、浪费和损失。而一切存量的优化与盘活，最终都是稀缺资源的节省和生态压力的减轻，这是新时期成本最低的战略选择。

　　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有望在新时期挖掘出至少五六万亿元的巨额实效。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我国现代市场体系缺失、流通产业落后及经济存量恶化的现象具有普遍性，本质上是总体经济缺少市场化的底盘，而绝非某一个部门、行业存在的问题。因此，宏观调控不仅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更需要培育市场、加快发展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基础性政策。在新时期，率先改变这种底盘缺失状况，有望成为解决各种深层次存量难题的新途径；依靠存量发展法，从商贸流通服务业入手，有望解决国民经济存量中结构扭曲、流程紊乱、高耗低效、消费瓶颈、“三农”滞后等老大难问题。即通过相互关联的五项政策措施和具体行动，在未来5-10年，坚持“减法、效能”的思路，培育市场体系，优化流通环节，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

　　一、实施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行动

　　实践证明，总量调控是政府的强项，市场的弱项：结构调整是市场的强项，政府的弱项。我国经济结构扭曲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和市场角色的颠倒，是政府弱项阻碍了市场强项。如果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化基础依然缺失，仅凭借行政能力进行调节，则我国一轮又一轮由政府弱项指导，以有限的增量来调整巨大存量的政策思路，将越来越难以奏效。在从排斥市场体制向依赖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商贸流通服务业这一传导产业、传导机制的严重缺失。在这个背景下，最应警惕的是由政府越位、垄断集团操控所导致的伪市场调节。

　　我国原有的纵向化、条块分割、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原本可以更有效率、更具竞争性、内外贸一体化的商品流程和流通网络被切割得零零碎碎、混乱不堪，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难以计数。我国应将主要注意力从自计划经济时代并延续至今的制造业转向贸易、市场和流通业，寻求借助商贸流通服务业解决原有问题的新途径；改变习惯于越过市场流通过程这一市场经济的天然基础，直接凭借政府力量配置资源、调整结构的传统做法，结构调整要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最新情况表明，作为市场配置资源“人格化”的表现，企业竞争性的商业订单机制及流通渠道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流通服务企业逐渐取得了对上游制造商、供应商的支配地位。另外，由于网络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的兴起，产业结构实现竞争性升级和高效率运作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结构优化只能更多地依、托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实行市场化、竞争性的商业订单机制和流通渠道建设，促使商品和生产要素高效率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分工的深化，改变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高度趋同的自然经济体系，改变国内商品和要素市场分割、封闭、垄断、无序以及价格信号扭曲的局面。

　　二、实施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流程优化行动

　　据保守估计，通过加快经济节奏，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我国全社会工商企业可节省至少一万亿元的流通资本。目前，我国企业资本周转速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特别是2007年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出现减慢趋势。与流动资本周转速度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库存率。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因此，通过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加快经济节奏、消除迟滞耽搁来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已经成为新世纪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以制造业流程优化为主导的经济节奏的较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微观方面表现为提高科技含量、加快资本周转、控制库存、精确采购、强化销售、降低成本、推行供应链一体化等。工业晶流程的优化，一要改变工业品流通渠道行政化，商业资源重复建设，信息传递受阻，货不对路，产、供、销脱节，脱销积压并存，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局面：二要改变我国原有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纵向管理的工业经济体制，把制造业从一个个非市场化的封闭型孤岛中释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三要改变我国工业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无渠道、无品牌、无订单、无技术，处处受制于人、勉强微利经营甚至亏损经营的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切实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一市场化的公平原则，推动流程中利益相关各方，特别是零售商和供应商、工业企业和商贸流通服务企业结成利益共赢体，减少因利益冲突而损毁流程的现象。

　　三、实施以物流合理化为主导的节能降耗行动

　　从全球看，成本削减的重点正在从空间越来越有限的制造环节向空间广阔的流通环节转移，产品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物流时间和物流成本所取代，物流成本占产品销售价格的平均比重高达30%—40%，已经成为吞噬企业利润的巨大“黑洞”。据推算，现阶段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每降低1%，就可节能降耗1600亿元以上：如果我国能达到当前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水平(10%—12%)，则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14000亿-16000亿元。

　　这种节能降耗行动的要点是快速发展我国现代物流业，推进物流合理化和高效化，“十一五”后期应明确将社会物流资源优化整合、工业企业物流绩效改善作为主攻方向。我国物流的主要问题不在批发、零售业等商贸流通服务业，而在制造业，突出表现为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在历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晶销售总额中，工业企业自采自销比重高达70%；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85%以上，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目前，对工业企业自设的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所造成的巨额投入以及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难以统计，原因在于游离于市场交易之外的非社会化物流运作在全部物流活动中所占比例过高。这正是我国物流效率低下、流程恶化的原因所在，也是改善的潜力之所在。

　　四、实施以商品畅销为主导的增进消费行动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不同步的情况已持续多年，非收入消费制约因素大大抵消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而从商贸流通服务业入手，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的影响，可化解至少一两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从而增加即期消费需求。这就迫切需要在增长动力、经济结构上完成由政府推动、投资主导型向市场调控、消费主导型的转变，改变重投资、轻消费，重需求、轻供给；重收入、轻转化的传统思路，将改善消费环境、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化解购买力存量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目前，尤其需要根据收入增量有限而购买力存量巨大的特点，大力改善消费环境条件，加快释放收入—消费能力的存量。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为此，要切实发挥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转化剂和催化剂功能，建立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商品畅销体系。相关的政策要点包括：从批发、零售场所建设转变为大批发商、大零售商的培育；倡导绿色、健康、环保、可持续消费；建立、巩固快速反应体系；在内外贸一体化背景下，优化各类商贸流通企业资源和国内外商品产供销流程，实现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有效对接等。

　　五、实施以提高组织化程度为主导的反哺农业行动

　　在新时期，反哺“三农”固然需要直接补贴、外援式的输血机制，但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在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方面的影响力，形成内生式的造血机制。其中，培育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万事之本。目前，在农村未能形成像城市居民和企业那样具有独立承担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民事责任能力、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在整体上农民的组织程度比较低，还处于松散的组织状态。这是中央一系列“三农”利好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的根本原因。

　　在农村经济的多种微观基础中，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最适合国情的组织形式。推动、唤醒农民行动起来，大面积创办真正属于自己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关农村的经济政策都要从外在于“三农”的包办代替模式转变为内在于“三农”的内生性自主模式，从千方百计“替”农民办实事，转变为提供条件允许农民组织起来，依靠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自己办好自己的实事。换而言之，我国的政策要点需要从“他组织”转变为“自组织”，从为“三农”服务的包办政策，转变为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的自主政策。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尊重农民的创造，总结农民的经验，制定政策、程序和办法。如合作社登记注册办法、内部组织管理办法及合作社优惠政策等，为农民创建合作组织创造条件。同时，促使其始终保持经济独立和农民自治，改变农村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混淆、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的状况。同时，以此为基础，提高农民和商贸流通服务企业的参与度，整合流通渠道资源，降低涉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加快构建可化解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城乡一体化市场流通体系，进一步使“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实现形式。

　　当然，围绕以上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从流通领域入手挖掘潜力的思路，还需要有其他方面行动的配合。一是不断增强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改变对外开放中各自为政、少稳多变的优惠吸引政策思路，创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积极开展以服务至上为主导的诚信商业行动，使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切实提供优质服务，从源头上降低交易成本中的社会防范成本(实际上，化解诚信危机也可从源头上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社会防范成本)；三是以精确化为主导的科学监测行动解决数据、信息、指标等的缺失、虚假、混乱、不全、不准、不及时问题，加强商贸流通服务业监管体系的精确化、制度化、基础性建设，重点建立商贸流通服务业现代化评价体系、标准化指标体系和竞争力评价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