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制药业两大巨头拜耳医疗保健事业群执委会主席亚瑟·黑金斯和欧洲制药业联合会新任会长Brian Ager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迫使医药监管机构让步。他们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在医药审批中作为强化安全的代价，医药公司需要提供毫无用处的额外数据，从而

制药业两大巨头拜耳医疗保健事业群执委会主席亚瑟·黑金斯和欧洲制药业联合会新任会长Brian Ager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迫使医药监管机构让步。他们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在医药审批中作为强化安全的代价，医药公司需要提供毫无用处的额外数据，从而延迟了患者获得新药的时间。

　　自从默克公司被揭露出其关节止疼药“万络”在新药试验中隐瞒了可能导致心脏病和猝死的结果后，监管部门强化了新药开发中禁止冒险的态度。

　　但医药公司认为监管机构可以做出更迅速的“有条件批准”，而对新药的风险控制代之以加大对患者使用的监控力度。

　　制药公司们已经对新药审批慢吞吞的节奏忍无可忍，在它们看来拖沓相当于看着金钱白白流走。立普妥(Lipitor)的成功已经燃起了它们的欲望，这种用于治疗高胆固醇类病症的药物，是美国制药巨头辉瑞继万艾可之后另一种畅销世界的药物，去年的年收入高达130亿美元。

　　其他医药公司同样希望找到这种重磅炸弹级的新药。事实上，也只有新药能达到这种令人瞠目的利润率。医药公司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针对大众的普通药物利润微薄，只有治疗疑难病症或者满足某类疾病患者中待定人群需求的“个人化用药”才是真正的金矿。

　　医药技术几年来的突破进展使针对更细分市场的药物成为可能，基因测序、分子扫描让药物作用和病症间的相互关系能被更精确的分析。

　　整个医药行业转而偏爱特殊药物。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的普通药物尽管还有巨大的市场，但特种药对药品总收入增长的贡献已经从2000年三分之一提高到去年的三分之二。因此，2006年开发出的新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治疗常见疾病的普通药物。

　　知名的瑞士罗氏制药在撤离大众药市场的同时，收购了几家医疗诊断和生物基因测试公司，接管了454个生命科学研究项目，以此提升研制抗癌新药的能力。

　　但问题是，医药公司很可能成为它们新药研发策略的牺牲品，像“立普妥”这样的市场奇迹很难复制。糟糕的是，医药公司对新药市场前景过于自信，投入大把资金，但最后隆重推出的新药很多在市场上转瞬即逝，被患者遗忘，2006年整个制药行业180亿美元新药研发推广费用打了水漂。

　　普通的消费者同样在付出代价，对高价新药的热衷挤压着廉价常用药市场。在中国，抗肿瘤药物“环磷酰胺”应用广泛而价格低廉，零售价为4元/200毫克，但由于利润低生产厂家相继停产。国家发改委不得不将该药价格上调为6元/200毫克，以保证其被继续生产。

　　最坏的结果是这有可能演变成制药公司和患者的相互伤害——患者无力购买昂贵的新药，制药公司则无法收回研发成本。

　　荷兰一家长期投资医药领域的养老基金Martin Eijgenhuijsen of ABP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医药公司需要重新思考其核心商业模式，“我们非常怀疑现今的药品开发模式能够得到预期中的药物，(商业模式)需要激进的变革。”

　　到了制药业重新审视其新药策略的时候了。有迹象表明，立足于长远而非紧盯眼前高额利润的新药研发投资模式正被重新接纳，患者是否真的从新的治疗手段中受益才是最终评判标准，而监管机构在改变大型制药公司新药开发战略上扮演着决定性角色。

　　但是，将情况好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监管机构的公正无私上并不保险，正如玛西亚·安吉尔在《制药业的真相》中所说，对立法者而言，比竞选献金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选票……如果没有大家的觉醒和坚定的决心，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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