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未来10年中国医药在世界医药的位置会前移 记者：邓总，你好！改革开放30年来，您认为中国医药业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此外，您认为中国医药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邓建民：首先，在过去30年里，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很
未来10年中国医药在世界医药的位置会前移 记者：邓总，你好！改革开放30年来，您认为中国医药业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此外，您认为中国医药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邓建民：首先，在过去30年里，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很大的，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全世界中国制药行业增长速度是最快的。第二，从产品提供的质量来看，整个行业的管理还是有效的，现在很少看到哪个地区缺药。 再一个，新产品的数量是充分的，同时我们的营销模式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商业环境逐步透明，更加专业，更加公平，行业的研发趋势是往前发展的。 总体来讲是比较积极的，当然也存在问题：一个是创新能力，这个行业总体来讲创新能力不足。第二，居民的老百姓总体来讲用药被覆盖的比例还是太低，医药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薄弱的，人均药品开支占人均GDP的百分比是美国的几分之一，比重还是比较低的。另外，我们国家对新产品的鼓励，在政策上的扶持和支持还不太够。 展望一下未来，制药行业肯定会高速发展。从整个宏观经济上来讲，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很重要的增长点，怎么样来刺激内需：我觉得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健康。这两个产业是刺激内需的政府最应该投入的，而且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两点也是拉动内需很重要的点。宏观来讲医药健康是非常有前途的行业。 第二，国家现在也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以后每年投入增加在千亿元人民币，这些财政上的支持肯定会使医药行业产生量的飞跃同时也是质的飞跃，在未来五年。老百姓享受公费医疗享受医疗保险的速度会加快；对民营和国企创新方面的支持很好，对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利。 可以想像得到，未来10年中国医药在世界医药的位置会前移。我们现在的医药出口以原料药为主，随着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整个制药行业的进一步整合，创新产品的出口能力会增强。再一个，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去年接近世界第三、第四，制药行业的步伐会跟上去。这是我大概的认识。 外资药企对本土企业的促进是多方面的 记者：跨国企业到中国以后，对于医药行业的创新有没有促进作用？ 邓建民：我们国家强调创新强国，原来是经济强国或者是科学强国，现在是创新强国。 改革开放30年，制药行业我经历了20年，这个行业我把它描述成三个阶段：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经济能力的提高，对外开放交流的扩大，药品供应增加，外资进来，各种各样的企业形式进来，所以产品选择多了，很多是生产驱动、分销驱动。有产品生产出来，分销成功了，你的产品销售很好，这是当时的典型情况，80年代末90年代中早期的时候这是第一阶段。那个阶段没有太多的专业性，主要就是生产还有就是分销产品，把产品放到市场空白的地方。 第二阶段是需求驱动。需求驱动的阶段特征就是开始有医药代表了，开始有人向医生宣传介绍这个产品。比较专业化的人群是90年代初开始的，当然这个也是从外资企业开始的。医药代表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宣传药品，另外是对药品副作用的监测，任何跨国公司都有这个监测。新员工进到公司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培训就是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我们公司有个小组叫做“紧急情况组”，我们规定不良反应要监测一定要多少小时之内上报。我的手机号码、家里面的电话号码“紧急情况组”里都有，确保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尽快应急。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从去年开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商业的环境更加公平、透明和合法，我们看到中国制药行业更加向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靠拢，环境更加干净、透明、清洁；另外企业的研发意识和能力在变强，这也和国家整个五年计划相关。当然，目前国内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讲还是较为薄弱的。我们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商品，但是看不到药品。药品领域的创新还是比较落后的。首先是药品创新难度大、投入也大，难度大就是人才，投入大就是资金多，周期长。这些都制约了中国医药行业的创新。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医药业的确对我们本土制药行业的有带动作用，这个带动作用体现在整个价值链中。 外资制药企业进入中国，一般是三步骤：先是市场销售，然后是生产，最后是研发。现在外资企业大部分都进入到第三阶段，外资企业进来肯定会对本土企业有所促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本土企业即使拿不到任何外资企业的技术，他只拿到产品，也能提升认识，比如包装是怎么做的，如何让产品的生物利用度提高，保质期增长等；一些简单的技术，如缓释剂、控释剂、分散剂等也很容易学会，但是核心技术必须通过研发才能学到。 记者：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更多的是出于对于中国这个市场潜力的预期，比如临床资源丰富，研发成本较低等。 邓建民：总的来讲，外资企业设定研发中心是各有各的目标，这个目标每个人讲得都是一样的：中国有优秀的人才，中国是未来，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等。因为定研发中心一个是看市场潜力，一个是看人才的储备，一个是看政策法规。这个万变不离其宗。 但看研发中心的设置就知道这个它的主要目的。如果主要是后期发展中心，那么它主要还是看中市场、人群以及它的成本。但是如果整个研究开发的话，确实看到了要针对性地为中国人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的研发中心是全线的整个研发过程。此外，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我们的针对性就是在中国人民目前深受其害的两类病，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我们做过大量的研究。 过去三四年间，全球十大制药公司都陆陆续续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当然研发中心的定义不太一样。如果称得上研究中心的话，你一定要有前期的研究，化合物的筛选，否则就是一个临床开发中心。我们诺华是一个完整的研发中心，我们在两个治疗领域（感染和肿瘤）有完整的研究和开发。这是一个完整意义的研究开发中心，这也是我们长久的承诺。 青蒿素产品是诺华跟中国成功合作的著名案例 记者：现在一个研发新的化合物成本非常高，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压力也很大。 外资企业除了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还通过设立一些基金，拿钱在中国搞一些项目或者找一些有潜力的项目，您怎么看待这些做法？ 邓建民：大部分跨国企业获得新产品的模式是多元化的，一个是降低风险，另外是提高成功率。 国外是这几个模式：一个是自主研发，第二是购买，再一个就是合作，合作就是跟当地的学校、研发机构，大部分就是这三类模式，还有第四个模式是两个公司共同开发共同分享，这种合作模式现在越来越少了。诺华在这四个方面都是有的，我们在自主研发方面相对比较强。 在中国我们就有与院校合作的情况。早期我们不是一进来就和哪个研究所合作，我们首先是跟科技部合作，由科技部牵头组织最顶尖的专家开小型研讨会。我们已经开展了十年，每年一个主题，大家一起来探讨在这个领域里面方方面面的问题，通过这些探讨交流，我们确实也发现有些地方我们是可以合作的，诺华现在跟院所确实也有了一些合作，比如跟上海药物研究说、昆明植物研究所等。 诺华跟中国合作有一个著名的历史，那就是中国生产的青蒿素加上瑞士的技术，现在在非洲治疗数亿疟疾病人的产品，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帮助中国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个产品。这个诺华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不错。 “企业公民”行动 搜狐健康：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来讲，您觉得跨国企业的进入给医药行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邓建民：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上讲，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地震赈灾。我们诺华公司无论从全球总部还是北京诺华公司对此都非常重视，我们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向灾区捐赠15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和药物来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同时我们公司员工也非常踊跃，我们也设立了员工爱心捐赠，诺华的员工捐赠达到了90多万元。当然我们也建议在四川、重庆工作的员工尽他们所能帮助医务工作者救治病人的时候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送一些水，送一些干粮等。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血液的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我们也随时准备组织义务献血工作，只要是前方需要的话。 诺华公司非常重视社会责任。我们在全球有一个对环境的承诺，有能源消耗的承诺，有水处理的承诺，我们公司都有很具体的目标。我们在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世界五百强在华企业当中，我们是最具社会责任感200家企业之一，类似的奖项还有很多。 四个战略力促诺华稳定成长 记者：诺华在中国市场这个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很快，连续几年保持两位数字的增长。 您还会采取哪些措施让这个速度更快或者更扎实？ 邓建民：诺华制药在过去七年里的增长速度都超过20%，也是我们诺华集团里增长最高的一个公司。 未来我们的战略有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产品组合战略，我们的产品组合战略专注于目前的四个主要治疗领域，加强我们的引导地位，同时发展我们的第五个治疗领域就是呼吸系统。在产品组合战略里面第二点是加速新产品的上市，确保高质量的上市，与此同时稳定我们的成熟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产品，虽然它比较老了，但是它深受广大患者的喜爱，价格也相对比较合理，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品，尽管不一定适合全球战略，但是适合中国本土战略，我们就一定保留它，让它能够供应患者。这是我们产品组合战略。 第二，业务规模的扩大，有几个方面，虽然我们现在在大的市场有很好的业务表现，但是还是不够，我们还要深入做细化的工作，同时紧随国家医疗改革的方向，把我们的业务能够扩大到社区医院、中小型的城市和医院。 第三，我们公司的总裁、总经理都是本地的中国人，同样我们在各个区域也更加本土化管理。还有我们的人才，中国人才的供需是非常不平衡的，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你要有一系列的人才战略。 第四，新产品开发战略。怎么样能够让中国的研发中心上市新药，使我们的新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主要是这四个方面，产品组合方面、业务扩张方面、人才吸引发展保留以及新产品开发。 记者：你讲到“业务扩张”战略，这块外资企业一直没去做或没做好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邓建民：不单纯是成本的问题，当然最后归结起来还是与成本有关。要去一个市场，一定要确保你的产品在当地是有需求的。如果这个产品在当地没有需求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为什么我们现在决定这么做？有它的历史和市场条件，首先在大的城市社区医院，这种模式已经初步形成。第二，政策上是配套的，社区医院有社区医院目录，社区医院有社区医院专门的经销商供货，社区医院管理的雏形已经出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发现我们的产品确实是在目录上，说明有需求，说明不是我们认为我能在你这里卖药，而是那些医生医院的院长认为这个产品是需要用的。 社区医院也不能把它完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新的市场，因为如果你拿出一组社区医院的病人来分析的话，他是一个附属于主要市场的一块市场，而不是新生出来的。这些病人是一直都在，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获取药物的途径改变了。假如这些病人是呼家楼北里的，他一直住在那里，没有社区医院的时候他也住在那里，变化在哪里？他原来住在呼家楼北里，他原来在朝阳医院看病，现在他去了呼家楼北里的社区医院看病。因为这些病人都是需要你的药，大部分是随访的病人，尤其慢病，他的需求还是在上游。记者：对于国内药品的价格管制政策，您有什么见解？ 邓建民：药品的价格管制是发改委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议程。中国的药价贵不贵？“看病难、看病贵”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麦肯锡做过一个调查：以中国的经济能力和支付能力，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药品价格总体来讲并不高，这个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发改委也是基本认可的。 第二个，大部分外资企业的药品价格在过去20年里没有涨过价，至少是15年到20年的时间段里几乎没有涨过价。而这个时间段里，我们国家各种商品的价格增长了多少？你就知道一家药品制造企业它的经营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发改委的价格管制，我们企业肯定是要配合政府把医疗费用的总体开支降下来，但药品开支是总体医疗开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药价降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反应，研发能力会不会受影响，受多大影响，这些都需要探讨。 医疗费用高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单纯是药价的原因。比如，规范性用药就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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