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三鹿事件进入了善后阶段，对有关当事人的责任追究程序已经启动，但紧随此，一丝更深的忧虑浮上心头。追究责任从来不是管理的目的 ，对于如此危害消费者生命安全、恶化中国乳品行业声誉、动摇中国政府权威、抹黑中国产品形象的事故，即使不能完
三鹿事件进入了善后阶段，对有关当事人的责任追究程序已经启动，但紧随此，一丝更深的忧虑浮上心头。追究责任从来不是管理的目的 ，对于如此危害消费者生命安全、恶化中国乳品行业声誉、动摇中国政府权威、抹黑中国产品形象的事故，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不使之如 此频发，才是人们的期盼。当三鹿事件尘埃落定之时，这种期盼是近了呢，还是依旧遥远甚至更远？多次经历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人们不敢抱 有太乐观的态度。 人们不敢乐观，是因为在类似事件中看到的不是一般的态度问题，不是奶农的利欲熏心，不是企业的章法错乱，甚至不是地方政府的遮掩 拖延。孤立地看，所有这些毛病都有办法解决，都可以通过加强监管而得到治理。人们担心的是事故频发所表明的监管能力本身的缺失，不是 个别官员或部门失职的执行力不足，而是一种“体制性的监管能力缺失”。 监管能力缺失之所以被加上“体制性”的帽子，是因为这种能力缺失产生于制度设置本身的局限，监管人员即使尽职尽力，也难以实现体 制设定的目标。在近年中发生的安全事件及其善后过程中，国人看到的是安全总局和质检总局官员像消防队员一样四处灭火，但频频灭火而防 范不了，表明安全工作必定存在制度性缺陷。乳品行业遭遇三鹿事件即使不至于从此一蹶不振，也将不得不经历一个艰难的起死回生过程。不 能把问题限制在个别企业或个别品牌的范围，而酿成全国性的行业危机，即使灭火成功，也难说监管有效；全国那么多省市区县，动不动总局 最高官员亲临一线，也难说监管制度健全。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成为完全的“基层现象”，也就是直接发生在具体的市场情境之中和活生生的市场 主体之间。市场带来了社会的扁平化，但市场和社会管理的重心却还高高在上。无论生产安全还是食品安全仍然是分块的，职能部门履行职责 往往受到同级政府的掣肘。在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地方利益也已经固化的情况下，分块切割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责，难免使监管的漏洞越来越 多。三鹿集团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奶粉发生质量问题之后，竟然还被拖延了1个月，不是国家机构出面，不知道这件事还会拖多久。为什么石家 庄乃至河北省质检局事先没有防范，事后又未能及时处置，而非得国家质检总局甚至更高领导出面？既然非等国家出面不可，那又要省市级的 质检机构何用？如果真的连省级机构都无法履行职责，那监管重心不是太高了吗？ 这里不是要求所有行政执法机构都成为像海关一样的直属中央管辖，而是要让监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保证各级机构能够完全按照法 律赋予的职权，独立履行职责，而不放弃职守，屈从于地方利益。对照权责相等的原则，现在出了事故就把质检部门的官员免职的做法有失公 正，因为这些部门本身处境尴尬：如果主管官员无论是否履行职责都可能官位不保，摘帽子的惩罚还有什么意义？问责制即使落实，又有多少 效果？ 监管重心太高和法治不严，自上而下的监督无法到位，地方政府缺乏约束，职能部门也难以依法履行职责，又没有严格健全的自下而上的 监督机制，安全管理漏洞百出，食品危机一触即发的形势就难以扭转。乳品行业使用三聚氰胺几成潜规则，普通奶农都知道这一“秘诀”，而 监管部门竟然蒙在鼓里，原因在于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被完全堵塞，或者用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根本没有真正开通。舆 论监督可以被封杀，消费者投诉可以被私了，企业报告可以被扣压，如此信息匮乏，职能部门要想监管也难，而没有了基层鲜活的信息，重心 高高在上的国家质检总局除了在地方上事情闹大之后赶紧救火之外，也真的很难有更好的办法。 面对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挖掘现有体制的潜力是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市场管理体制还是社会管理体制，长期落后于社会生 活本身的变化，必然会出现种种缺陷，如此格局要是得不到解决，那现任官员再奔忙，只能徒唤奈何，对现任官员问责再严格，也于事无补。 体制的问题必须在体制层面上解决，制度本身健全了，官员的个人努力才能产生效果，摘官员帽子的问责制也才能产生效果。 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审视三鹿事件则具备了特殊意义。此类事故如果不能找到解决的长效机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 革信念甚至亦会在民间产生动摇，这将是对改革的最大伤害。体制官员在于缺失
